近年有愈來愈多的慈善機構被捲入風波。有捐款人發現助養兒童的近照錯漏百出，甚至出現「返老還童」；又或者嘗試尋找受助人，卻發現相中人從未收過任何善款。這些醜聞均在網路上引起掀然大波，網民皆怒斥其尸位素餐、藏污納垢。群眾的憤怒源於同理心被濫用牟利，捐款人往往是因為看到宣傳影片中兒童的慘況，體會到他們的痛苦不假思索便選擇資助，但最終善款卻不知落入誰人囊袋。我們似乎認為同理心是道德良善的體現，這種欺瞞的行為踐踏了人性並使我們憤怒。這亦讓我們反思同理心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到底同理心是否如我們所認知的那麽美好？《失控的同理心》作者保羅．布倫（Paul Bloom）指出，我們可能需要用另一角度看待同理心。
重新審視同理心
要分析同理心，我們要先為同理心立一個確切的定義。同理心是指將自己代入目標，感受他人的處境和情緒。過往的道德教育告訴我們，同理心是我們對他人行善的根本原因。人自然地會較關心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最在意的莫過於自身的喜樂與痛苦，而無可否認這是我們賴以生存的一種本能，我們不會無故關心他人。
同理心的存在讓我們感受別人的情緒（這並不單是一種語言修飾，如下文所述，我們是真確地「得到」了別人的情緒），別人的難受變成自己的難受，我們才會選擇關切他人。例如我們之所以會維護性權益，某程度上是因爲我們進入了被霸凌的同性戀青少年、強暴受害者的內心世界，感受他們的痛苦與悲哀，儘管未有切身體會過但仍會感到憤怒而挺身而出。
筆者不否定同理心帶來善行的可能性，然而從邏輯學的角度，一件美好的事物固然會帶來美好結果，但帶來美好結果的事物卻未必一定是美好的。好比一支槍可以用以保護平民，但被極權所用亦可以欺壓平民，我們不因槍可能帶來的好處而認為槍是善良的，只會認為槍是一件中性的工具。《失控的同理心》一書亦提出類似觀點，認為同理心應同樣被視為中性產物。
作者先從神經科學的角度分析，提出同理心並非我們所想像的一種高尚的道德思考方式，而僅僅是一種生物過程（Biological process）。研究發現，當我們目睹他人的體驗時，不單我們的視覺皮層（Visual cortex）會被驅動，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亦會不分敵我地運作，彷彿我們親身經歷一般。換言之，我們在同理別人的體驗與自己經歷相同的體驗時，腦部會啟動一模一樣的迴路。(vmPFC)
更有心理學家發現同理心是先天存在且潛意識地執行，而非通過我們的思考主動激發。安德魯．梅哲夫（Andrew Meltzoff）及其研究團隊通過實驗發現，當觀看另一個嬰兒被人摸臉的錄影時，嬰兒腦內同樣出現被摸臉的神經反應。隨年紀漸長，嬰兒甚至會模仿周圍成年人的臉部表情，可見即使未受過任何道德教育，嬰兒腦內已經存在同理機制。同理心源於腦神經的自然律動，是一種反射動作多於經深思熟慮後的舉動。
基於這種生物性，中立的同理心並沒有提供動力讓我們做好事。鏡像神經元將情感加諸人心，但這不代表人會因此採取積極行動，即感受到他人的負面情緒而選擇通過善行作出改變。
作者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納粹德國期間一位女性住在集中營附近，從家中便能看到裡面慘絕人寰的景象，於是這位女士寫信慷慨陳詞，要求將場地轉移到她看不見的地方。相較於伸出援手，人同樣可以因為厭惡這些情緒而選擇逃避。只要遠離同理對象、拒絕目睹慘況，鏡像情緒自然會隨之消失，亦即世人所言「平庸之惡」。
反之，同理心甚至可以成為罪惡的誘惑。強姦犯之所以犯案，一方面是為了滿足性慾，但更有可能是通過同理機制感知到對方的悲憤絕望，並以對方痛苦從中得到快感。
由此觀之，同理心之效僅限於將他人心智體驗投射於自身，成為看得見且明顯的存在被我們所覺察，本身並無善惡之分。有別於過往認知，同理心只是作為人類的一種認知、理解他人以交流的方式，並非真正的道德驅力。
同理心是魔鬼？
明瞭同理心的本質，我們就會發現，一如其他心理機制，過於依賴甚至濫用同理心會招致惡果。對個人而言，過多地同理他人會耗竭心靈。相信大家都曾有以下經歷：有朋友受情傷所困找你訴苦，無非是抱怨對象的不是和「放負」。神奇的地方在於明明受情傷的並非自己，一頓口沫橫飛之後連你自己都開始覺得焦躁和疲憊，被朋友的負能量傳染。這正正是因為我們在關懷他人時，自然地以自身代入他人，通過體驗他人情緒來理解從而幫助對方。我們會因為同理心而被迫不斷接收他人的情緒，而人的心智容量有限，長久之下自然會覺得困乏且難以忍受。保羅．布倫詢問了身邊的心理諮商師朋友，發現他們也有相同遭遇，本身同理心較強的人進行這類工作顯得特別吃力，可見即使專業人士亦難逃同理心的掌控，體驗他人心智的能力反而成為自身負累。
失控的同理心甚至可以干涉整個社會的運行原則。同理心的運作就像一盞聚光燈：當我們在同理一個人或者特定群體的時候，整個內心都被他們的情感所填滿，只能夠關注當下的同理對象而忽略了大體。作者指出，同理心固然可以將我們的注意力投射在需要幫助與關懷的地方，例如近年有越來越多媒體報導和披露罕見病患者的慘況，大眾同情他們，給予捐款並敦促政府作出政策改善。但很多時候我們所同情的苦難者不過滄海一粟，有更多我們未有同理的人承受了更多的苦痛，同理心的聚光燈使大眾看不見光線以外的黑暗，基於同理心的行為甚至可能侵害其他苦難者，釀成道德上的不公 (Johnthan Hadit Flaovr)。
丹尼爾．巴特森（C. Daniel Batson）進行了一個實驗，告訴受試者有一位名為雪莉的女孩罹患絕症，正排隊等待治療並讓他們觀看她的訪談片段。當問及他們會否將她調動到名單較前面的位置，多數人傾向將她的順位往前移。
但排除同理心的影響，我們不難想到排名在雪莉之前的也是痛苦的病人，他們排在前面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較早提交申請，又或者病情較嚴重而獲得優先權，他們生命的重量絕不比雪莉輕。受試者的偏頗破壞了公平的排隊機制，更可能褫奪他人性命。同理心的力量超越了公正性——一個普羅大眾所認可的社會原則，導致一個違反道德的決策。
盲目的同理心可以釀成紛爭。同理心本身就蘊含了個人偏見，對待不同的對象，我們的同理心會展現強弱之分，例如我們同理自己的親人多於陌生人、同性多於異性。我們對與自己處於同一群體的人更照顧、偏袒，對外人則否。我們不需否定這些偏見的合理性，但也不得不承認以這些偏見作為行事標準極不可靠。
近日的「瑜伽女」爭議某程度上就是同理心惹的禍。我們可能會認為是部分人欠缺同理心，無視死者的遭遇及其親屬的情緒故顯得冷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即使有多欠缺同理心也不至於偏激至此，這種無緣故的憎恨情緒理應另有源頭。同理錯誤的對象塑造極端思維，偏激的網民選擇過度同理一個不完全真實、被女性欺壓的男性形象，情感擊潰邏輯因而作出不理性甚至侮辱女性的言論。同理心的差別待遇在社會生活中隨處可見。
這種偏頗亦延伸至國族身分。一個成功的國家往往離不開穩固的集體身分認同，而無可否認這種群體身分是必要的——它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基石，基於共同的身分群體內的個體建立彼此的基礎信任，社會活動才能得以進行。而群體身分亦會讓他們變得較親近，然而這種特質有時候會為極權所用以鞏固權力，例如他們可能通過誇大、扭曲歷史來製造假想敵，以各種宣傳手法凸渲染昔日國人被假想敵摧殘的苦痛，以同理的苦楚蓋過暴政之苛，甚至製造極權統治的正當性，讓國民心甘情願地受其擺佈，甚至言聽計從。某強大國家的「戰狼式」政治行為正源於此，扭曲的同理心使人在他國遭難時歡欣鼓舞、遇到些許批評時惱羞成怒。苦難固然存在，但要以先烈之難為後世之苦，那是何等的諷刺！
結語：用理性點綴同理心
面對這樣的同理心我們又應該如何自處？《失控的同理心》一書指出理性是我們感性錯誤的最終解藥。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以理性作主導，受同理心驅使前多運用理性思考，反思舉動可能帶來的結果，就可以避免它把我們帶到錯誤的方向。以文首所提及的捐款事件為例，捐款人正是通過審視照片、繼續追查而得見端倪。
同理心的弊端未使它乏善可陳，雖然它並非善心的源泉，但能觸動人既存的善念，甚至可能是康德所言普遍性道德原則的實現基礎，同理心與道德仍然相輔相成。我們無需因噎廢食，而是應該探尋運用同理心的正確方法。用理性點綴同理心，不被泛濫的情感所惑，以理性輔佐感性，以感性啟發善行，我們就能實現善良的同理心。
參考資料
Meltzoff, A. N., & Moore, M. K. (1989). Imitation in newborn infants: Exploring the range of gestures imitated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6), 954-962.
G. Rizzolatti, C. Sinigaglia: Mirrors inthe brain. How our minds share actions and emotions. (2008). Schweizer Archiv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159(08), 517-517.
Bloom P. (2016). Against empathy :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 (First). Ecco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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