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柳俊江逝世的消息震驚了香港社會各界，大家無不為一代優秀出色傳媒人的殞落扼腕嘆息。大眾對悲劇發生的成因猜測各異，其中不乏矛頭直指其過往伴侶，口誅筆伐之勢大有網絡獵巫之意。 逝者已矣，筆者出於對前輩及其家人的尊重，並無意在此過多揣測和著墨。然而，漣漪餘波揭示了近年愈發常見的社會現象，倒是值得聊聊 — 今天我們談有關復仇和「替天行道」。
復仇心理
復仇可粗淺分為三大類：為自己、為他人、及為大義，亦即替天行道。
為自身復仇原因百百種，但背後情感推動的機制多少有跡可循，其中一個便是維護自尊心及自我形象。自尊心是個體對自己價值的評價，當遭受不公平待遇或攻擊時，自尊心可能受到嚴重傷害。自我確認理論（Self-affirmation theory）提出人有渴望保持積極自我形象的動機，而內在自我形象和外界觀感相違背，或有認知上的落差（cognitive dissonance）而感到受威脅時，復仇行為可以被視為一種恢復自尊心的手段（Steele, 1988）。
復仇也可能源於情感處理的失衡，尤其是在激烈的情緒狀態下。根據情緒處理理論（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人們傾向於追求情感的平衡（Gross, 1999）。當憤怒、羞恥或失望等負面情感積壓時，復仇行為可以被視為一種釋放這些情感、重建情感平衡的方式。
當然，以上理論深入探討時各有其複雜之處，也仍有其他概念可以用以詮釋復仇的心理學。篇幅所 限筆者無法詳述，但如果撇除人性骨子裏利己的本能，為何我們會為有替天行道，用為他人復仇的方式捍衛自己心目中的大義？
目前學術上討論人為何會有正義感，和人心如何判別不義，在各種 theories of justice 的脈絡上分支千萬，其中有些學者提出人有種天生的正義感，當某個行為違反了他們所處的社會裏立下的公平和正義原則時，便可能因感到憤怒而以復仇行動回應，這是一種自我認同和社會義務的表現（Gollwitzer & van Prooijen, 2016）。
這是一種自我認同和社會義務的表現。
替天行道
對於替天行道的思想，心理學上也可透過義務感和道德發展理論來解釋。根據義務感理論（Theory of Obligation），有些人可能認為自己有義務去替別人伸冤，特別是當他們認為受害者無法自我維護時（Tomasello, 2020）。需要留意的是，道德發展是流動的且與一個群體、地方的文化價值觀，及個人成長過程社教化（socialisation）的經歷環環相扣，所以「天道」對每個人來說可以大相逕庭。有人覺得以牙還牙是維持個人及社會平衡的不二法則，也有人秉持以直報怨的觀念甚或逍遙無為，但不報復就必定等於原諒嗎？倒也未必。
Brown（2004）的研究指出，寬恕的傾向和尋求報復的傾向相關，但不一定有絕對的因果關係。雖然高度寬恕的個體不太可能同時具有高度報復的傾向，但那些較不傾向寬恕的人也不一定就會復仇。實驗發現相較於寬恕傾向高的人，寬恕傾向低的人的確更容易報復，特別是在自戀傾向高的人中更是如此；在自戀傾向低的人中，寬恕與報復的關係則較不強烈。因此，報復心理的人是那些在寬恕上得分較低且自戀傾向高的人，而這個結果與性別差異和健康的自尊心無關。
有趣的是回到替天行道這四個字上，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不論動機對錯，自詡天道並代而行之確難免有自恃正道之嫌。當然筆者絕對認同挺身衛道無論亂世與否皆是應該推崇的君子品格 — 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但在網絡鍵盤戰士當道的時代，每個人都手執判官筆生死簿，端的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為他人在虛擬網絡上討公道，當中有多少是救世主情結（Savior complex）作祟，又有多少是投射了自己的個人情感只為一洩心頭之憤？筆者並無答案，也不認為有絕對的答案，畢竟無人願見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景象，無論如何定然是樂見社會上有更多錚錚傲骨一腔熱血的。
也許該拷問自己的是，我們該如何劃下仗義執言和越俎代庖的模糊界限 — 而對我們個人而言，則何謂道，何謂大義?
參考資料
Steele, C. M. (1988). The psychology of self-affirmation: Sus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1, pp. 261-302). Academic Press.
Gross, J. J. (1999). Emotion regulation: Past, present, future. Cognition & emotion, 13(5), 551-573. Gollwitzer, M., & van Prooijen, J. W. (2016). Psychology of justice.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61-82.
Tomasello, M. (2020). The moral psychology of obliga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3, e56.
Brown, R. P. (2004). Vengeance is mine: Narcissism, vengeance, and the tendency to forgiv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8(6), 57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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