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本質，無論在古今中外，都掀起過一場場的哲學討論。性善，性惡，倒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和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的理論對人的本性有着不同的見解。與其將自己困在思考的迴圈中，不如從這兩個心理學學派的看法，看看能否抓到一絲的靈感，如燈泡般驅去迴圈中的黑暗。
本惡的代表學派—精神分析學
根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人的精神分為三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佛洛伊德指出本我只會跟隨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本我完全不會考慮社會規劃，甚至被佛洛伊德形容為不道德。佛洛伊德強調人會跟隨生存本能，亦即着重於生命的繁殖。在討論人的心理成長和發展時，佛洛伊德提出了性心理發展，指出人在成長時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性感帶，在各階段的滿足感則會使人發展出不同的性格。性心理發展建基於佛洛伊德在《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1905）中提到的幼稚性慾（infantile sexuality），佛洛伊德認為人天生就擁有性慾，連嬰兒也不例外。佛洛伊德更提出了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指出男性會因閹割焦慮（castration anxiety）而想殺死父親並和母親結婚，而女性亦會因陰莖羨妒（penis envy）而希望和父親生兒育女。佛洛伊德從性方面將人的本性和動物畫上等號，人注定弒父的想法，人和禽獸，差別不大。
顯而易見，人並不是只追求性的生物，在生活中仍然會跟隨規範和考慮現實環境。佛洛伊德指出人會在成長時發展出超我。超我是外界社會道德標準在精神的內在表現。當某些不被接受、來自自我的衝動出現時，例如性慾、侵略本能，人會感到焦慮，而人會以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去解決精神上的緊張。人會否應（deny）想法、將想法投射（project）到他人上、將想法昇華（sublimate）至更高層次的創作等（Freud, 1936/1948）。然而，超我和防禦機制的存在只是解釋了人的行為，在精神分析學上人的潛意識仍然充斥着原始的慾望。至於為何我們多年來從不覺察到人性的黑暗？只因潛意識是無法透過任何方式去觀察的。那麼若精神分析學的理論都依賴無法觀察的潛意識，它又能否被稱得上一門科學？這又是另一場學界的爭辯了。
本善的代表學派—人本心理學
當佛洛伊德着重人無法被感知的潛意識時，人本心理學所研究的是人的意識經驗。人本心理學的創始人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認為所有人都有正面發展的動力，而這種動力稱為自我實現（self-actualisation）。自我實現是生物在面對環境的限制下還能夠保持自我、成長成獨立的個體（Rogers, 1951）。和精神分析學的本我和防禦機制同，自我實現不只追求在精神上的平靜，更着重的是提升自我時的喜悅和滿足感。羅傑斯的看法並不停留在理論層面，更能延伸到心理治療中。個人心理治療的其中一個條件是無條件正向關懷（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在治療中，治療師會持續地接納案主一切的態度，接受案主的行為，讓案主感到被聆聽和重視（Rogers, 1957）。無條件正向關懷的運用，正正反映了羅傑斯對人類本性的信心，相信人的本性有着正面的原動力，自我實現能對人的成長百利而無一害。
孰是孰非？
有人會批評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缺乏可證偽性，且理論浮誇失實；同樣也有人批評羅傑斯的理論將人的心理簡單化，同時有實驗質疑無條件正向關懷的效用（Schmitt, 1980）。當然他們的理論不只為心理學的發展提供了不少方向，且至今都有一定的影響力，現今的輔導有不少的技巧都沿用着羅傑斯的理論。然而無論是佛洛伊德或羅傑斯，他們的學說都無法將人的所有內在心理或外在行為一一解釋得一清二楚。縱觀個性心理學的種種學說，都沒有一種能夠有系統且全面地解釋到人的個性。單是性惡性善，已經是難以得出一個服眾的答案，更何況是複雜多變的人心。有人會觀望神經科學（neuroscience）能夠為心理學問題給予終極的答案。當神經科學發展到這一天，相信學者又要再次回到解釋鴻溝（explanatory gap）的問題上，再次開始一場場的哲學思辨。
References
Freud, A. (1936/1948).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 London: Hogath.
Freud, S. (1905).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Rogers, C. R. (1951). Client-centred therapy: its current practice, implications and theory. Boston: Houghton.
Rogers, C. R. (1957).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1, 95-103.
Schmitt, J. P. (1980).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The hidden paradox.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7(3), 23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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